《星船伞兵》第7-10章 文/罗伯特·海因莱因

第7章

年轻的新兵是个傻瓜——他想到了自杀。

他迷失在魔鬼的诱惑里;他还无法感受骄傲。

但是他们每天都驱使他。帮助他逐渐进步。

直到某天早晨。他找到了全新的自我。

抹去肮脏,理清乱绪,闭上嘴。或多或少干些事情。

——吉卜林我不会再多说我的新兵训练了。多数训练都很单调,我通过了,这就足够了。

但是我的确想多说几句有关装甲动力服的话题,部分原因是我迷上了它们。我不是抱怨——只是实事求是评价到手的东西。

一个机动步兵和他的动力服共存亡,就像K-9队员和他的狗伙伴共生一样。我们称自己为“机动步兵”,而不是简单的“步兵”,一半原因就是这种装甲动力服(另一半是我们乘坐的飞船和空降用的太空舱)。我们的动力服能给我们更敏锐的眼睛,更机警的耳朵,更强壮的后背(可以携带沉重的武器和更多弹药),更快的腿脚,更聪明(军队意义的“聪明”;一个在动力服中的人可能和其他人一样笨,不过最好别这样),更强大的火力,更持久的忍耐力,还有,更不容易受伤。

动力服不是太空服——尽管它也有这个功用。它也不仅仅是装甲——尽管连圆桌骑士都不像我们捂得这么密实。它不是坦克——但如果真有人愚蠢到用坦克来对付机动步兵团的话,一个机动步兵就可以对付一小队这些玩意儿,无需别人帮助他就能将它们掀翻在地。动力服也不是飞船,但是它能飞,只不过距离很短——从另一方面来说,不管是飞船还是大气层内的战斗机都无法对付一个穿着动力服的士兵,除非对他所处区域进行饱和轰炸(就像烧掉整幢房子来杀死一只跳蚤!)。反之,我们能做很多各种船——无论空中、海中或是太空中的船——无法做到的事。

世界上有几十种可以造成大规模杀伤的方法,通过飞船和导弹或是其他一些东西。它们造成的灾难如此之广,如此没有选择,以至于战争的结束是因为那个国家或是星球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做的完全不同。我们的打仗方式是针对个人的,就像在某人的鼻子上打一拳。我们有选择,在确定的时间内针对确定的目标施以确定的压力。我们从来没接到过让我们下去并在规定区域内干掉或是俘虏所有红头发的左撇子的命令,但是如果他们要我们这么做,我们会完成的。

我们就是这样一群小伙子。到达特定地点,按照指定时间,占领指定区域,站在它上面,把敌人从他们的洞里挖出来,逼迫他们投降或是把他们干掉。我们是可怕的步兵,我们追踪敌人,并亲自对付他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武器在变,但是行为没什么改变。至少在五千年以前,伟大的萨岗的步兵就已经迫使闪米特人大声叫喊“叔叔”。

或许某天他们不再需要我们了,某个长着一双近视眼、大脑门的天才会发明一种武器,可以钻进洞中,找到敌对力量,迫使他们投降或是杀死他们——而且不会误伤被他们抓住关在那儿的自己人。我不知道。我不是个天才,我是个机动步兵。在这一时刻,直到他们能造出替代我们的机器之前,我的同伴们可以担任这个工作——或许我也能帮上一点忙。

或许某一天,他们能将一切安排得妥妥帖帖,达到了歌中所唱的“我们不再学习打仗”那种境界。或许吧。或许有那么一天猎豹也可以脱下它的皮毛,找份儿泽西奶牛的工作。但是,我不知道。我不是政治学教授,我是个机动步兵。政府需要我时,我就出发。任务间歇,我就补瞌睡。

但是,他们还没能制造出机器来替代我们,因此必须发明点好东西来帮助我们。具体的说,就是动力服。

没有必要再描绘它的外形了,因为它经常出现在媒体中。穿上动力服,你看上去像是个巨大的钢铁猩猩,配备了猩猩般的巨型武器。(可能这就是中士们拿“你们这些猿人”当口头禅的原因。

当然,也许凯撒的中士们也使用同一种光荣称号,这种可能性更大。)但是动力服比猩猩厉害得多。如果一个穿着动力服的机动步兵和一只猩猩相互拥抱,猩猩会被挤死,机动步兵和动力服不会有一点损伤。

动力服的“肌肉”,就是人造的肌肉组织,非常显眼,但实际上,这套衣服的真正价值在于对这些力量的控制。设计中真正天才的部分就是你不需要控制动力服,只需要穿上它,它就像你自己的衣服,或是皮肤。任何船只你都需要学习如何驾驶,要花费很长时间,需要一整套全新的反应,培养不同的、非自然的思路。

连骑自行车都需要学习技能,至于一艘飞船——哦,老天!我活不了那么长。飞船是为既是体操运动员又是数学家的人准备的。

但是,一件动力服,你只要穿上它就行。

它所有的装备加起来大概有两千磅。但哪怕第一次钻进它内部,你马上就能走路、跑步、跳跃、躺下,还可以抓起一个鸡蛋却不把它打破(需要少量练习,但无论什么技术,练习练习都是有好处的)、跳快步舞(如果在没有穿动力服的情况下会跳的话)——还能跃过隔壁房子的屋顶,像一片羽毛一样轻轻着地。

它的秘密就在于逆向力反馈和力放大。

别让我画出动力服的电路草图,我不会。但是我知道很多优秀的小提琴家也不懂如何制造小提琴。我可以做些战地维护和修理,检查三百四十七个项目,使动力服从“冷”状态达到可以装备的状态。傻乎乎的机动步兵嘛,人家只期望我们有这点本事。但是如果我的动力服病得太严重,我会去叫医生——科学医生(电子机械工程师)。他是一位海军参谋军官,通常是个中尉(在我们的系统中相当于上尉),是运兵飞船机组成员之一——或者是个心不甘情不愿被派到考利营地的海军人员,他们觉得被派到那儿比死都惨。

但是,如果你的确对动力服的结构蓝图或示意图感兴趣,你可以找到它们中的大部分,那些已公布的部分,任何较大的图书馆中都能找到。被列为保密资料的那一小部分,你得向一个可靠的间谍查询——必须是“可靠的”,因为间谍很滑头,他可能会把那些在图书馆里能查到的资料卖给你。

接下来我说一说它怎么工作的,电路图之类除外。动力服的内部是大量压力感应器,成百上千个。用你的手掌后部摁一摁,动力服感觉到了压力,将其放大,并向人造肌肉发出“推”的命令。

听上去不好理解,刚接触到逆向反馈时总是使人摸不着头脑,尽管你的身体在你度过婴儿无助的乱踢时代后就已经开始这么干了。

小孩子们还没有完全学好,所以才会笨手笨脚。青少年和成年人在这么做时已经意识不到他们曾经学习过。

动力服的力反馈可以复制你的任何动作——以更大的力量。

完全受你控制的力量……而且不用刻意想着如何控制这种力量。你一跳,沉重的动力服也跟着跳,但是比你这具皮囊跳得更高。

奋力一跃,动力服的喷射管启动,进一步放大动力服肌肉的力量,三只喷射管赋予你强大的推进力,这股推进力与你身体的垂直轴线保持一致。你能跳过隔壁的房子,下降的速度与上跃同样惊人——不过不用担心,动力服的近地探测装置(一种简易雷达,起高度表的作用)重新启动喷射管,施加适量的反作用力,使得你能轻轻巧巧地着陆。整个过程中,根本不需要你刻意去控制。

这就是动力服最绝的地方:你无须刻意去控制它,无须驾驶它,操纵它,调整它的方向,只要穿上它就行了。它会从你的肌肉那儿接受命令,作出你希望你的肌肉作出的相同动作。这就使你的头脑能集中到使用武器、观察周围状况上……这一点对于一个想太太平平老死在床上的机动步兵来说太重要了。如果你必须照顾所有细枝末节,那么一个装备极其简单的人——哪怕只拿着一把石斧——也能趁你忙着察看标尺的时候,偷偷爬过来,砍下你的脑袋。

你的“眼睛”和“耳朵”也经过精心设计,既能帮助你,同时又不会分散你的注意力。举例来说,你有三条听觉线路,在作战型动力服里这很平常。控制频率以确保战术机密是非常复杂的活动:每条线路至少有两个频率,这两个频率负责所有通信信号,两个频率都由—个位于线路另一端的精确到微秒的铯钟控制——但这一切都不用你操心。你想用A线路和班长通话,咬合一次;用B线路,咬合两次。以此类推。麦克风粘在你喉咙上,耳机插在耳朵里,不会晃出来。只要说话就行。另外,头盔外部两侧的麦克风可以给你提供周围区域双耳立体音效,跟你没戴头盔时听到的声音一模一样。而且,你只消转一下脑袋,就可以抑制周围的噪音,听清你班长的命令。

头部是身体惟一一个与控制动力服肌肉的压力感应器无关的部分,因此你用你的头——咀嚼肌、下巴和脖子——来切换各种装置,腾出手来战斗。所有视觉图像由下巴控制,咀嚼肌控制声音线路的切换。你额头前方的镜子上还有投影图像,显示发生在你头顶或是身后的事。头盔里这一大堆装置让你看上去像是一只得了脑积水的大猩猩。如果运气好的话,你的敌人会被你的样子活活吓死。

动力服的种种设置都非常容易使用,你可以在各种雷达显示之间迅速切换,比你换台跳过广告的速度还快:确定方位和距离,找到你的上司,检查你的同伴,无论什么,易如反掌。

如果你像一匹受苍蝇骚扰的马一样猛摇脑袋,你的红外仪会翻到你的前额上,再晃一次,又扣下来。松开火箭筒,动力服会把它送到你背上,直到你再次需要它。还有喝水奶嘴、进气装置、陀螺仪等等,这些都不用多说了——所有这些设计的目的只有一个:腾出你的手来干你的本行:杀戮。

当然,这些东西的确需要练习,必须练到挑选使用正确的线路就像刷牙一样自然。但是穿着动力服运动几乎不需要什么练习。

得练一下跳跃,因为你觉得自己在做一个极其自然的动作,实际上这一跃更高、更快、更远,滞空时间也延长了。单是这最后一点变化,情况便与过去大有区别:在战斗中,几秒钟时间是无价之宝。在空中,你可以趁机读取位置和距离,锁定目标,说话并应答,开火,装弹,决定是否需要暂不降落,在落地之前再跃进一段距离——只需要取消自动指令,命令喷射管重新点火就行。每一次跳到空中时,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可作。当然,需要一点练习。

但是,总体来说,装甲动力服不需要太多练习。它只是悄悄照料你的一切,就像平时你自己在做事一样。它几乎什么都能做,除了替你挠痒痒之外。如果我能找到一套能挠我后背的动力服,我会娶它的。

动力服分三种型号:作战型、指挥型和侦查型。侦查型动力服行动迅速,行动距离长,但是弹药配备较少。指挥型动力服带有大量的行走液和跳跃液,行动迅速,而且跳得很高,其通讯和雷达装置是其他类型动力服的三倍,还有一具统计伤亡的被动式追踪器。作战型则是为排成大队、一脸没精打采的家伙们预备的——他们是执行者。

我刚才可能说过,我爱上了装甲动力服,尽管我穿着它第一次摔倒时就拉伤了的肩膀。从那以后,只要哪天我的小队穿着它们训练,那一天就是我的节日。有一天我弄砸了,当时我戴着模拟的中士臂章,充当一位模拟的小队长,装备了模拟的原子弹火箭,在模拟的黑暗中对付模拟的敌人。这就是麻烦所在,所有的东西都是模拟的——但却要求你来真的。

当时我们在撤退——我是说,“向后方前进”。一位教官通过无线电遥控关闭了我小队中某个人身上动力服的能量供应,把他变成了一个毫无自救能力的牺牲品。按照机动步兵条例,我命令救人,并为自己抢在我的二号队员开始行动之前发出命令而洋洋自得(不管有没有命令,他都得马上去救),随后我开始着手下一步,发射了一枚模拟原子弹,吓退那些想干掉我们的模拟敌人。

我们的翼侧正在运动。我应该大致沿着对角方向将核弹发射出去。爆炸应该离我的人足够远,不会伤害到他们,同时又应该离那伙强盗足够近,足以扰乱他们。不用说,这一切必须在跃起滞空的一瞬间决定。事先我们讨论过在这种地形条件下应该如何行动、可能遇上什么样的困难。我们还是新手,所以暂时不要求我们考虑伤亡问题。

条例要求我通过信号准确判定己方哪些人会受到爆炸的冲击。

这些应该立刻完成,而我判读这些小显示屏还不是很在行。所以我作了个小弊——甩开我的红外仪,用肉眼在大白天观看。唉,将受我的“核弹”影响的只有一个人。我可以亲眼看到他,在半英里以外。我手头有的其实只是一个小小的烟雾火箭,除了能释放出大量烟雾之外,什么作用都没有。我用肉眼找到一个目标点,发射,让火箭弹飞了出去。

随后我跳跃着离开了,洋洋自得——没有浪费一秒时间。

我还在半空中时,动力服的能量供应被切断了。不会伤到你,这是个延时命令,等你落地之后才会执行。我落地了,被困住了,蹲在那儿,陀螺保持着我的姿势。当你被成吨重的金属围住并缺乏能量时,你只能老老实实地待着。

我只能责骂自己,没料到他们居然会让我牺牲,这次演习中我是指挥官呀。真他妈的。

我本应该猜到,兹穆中士肯定会紧紧盯着小队长。

他向我跳了过来,和我进行了面对面的私人谈话。他建议我去找一份清洁地板的工作,因为我太笨了,手脚太不灵活了,又太粗心,连洗盘子的工作都找不着。他谈论了我的过去,我可能的将来,和其他一些我不想听的事。最后,他面无表情地结束道:“让杜波司中校看看你干的好事,你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

随后他离开了。我趴在那儿,等了两个小时演习才结束。动力服,曾经像羽毛般轻盈,像真正的飞行靴,现在却变成了一堆废铁。最后他又回来了,恢复了我动力服的能量,随后我们以最高速度跳向营部。

弗兰克上尉说得虽然少,却更令我羞愧。

随后他停顿了一下,接着又以那种军官在引用条例时惯用的平淡的语调说:“你可以要求召开军事法庭,如果你选择这么做。”

我咽了口唾沫,说:“不,长官!”直到那个时刻,我才完全意识到我的麻烦有多大。

弗兰克上尉似乎放松了一些。“那么我们得看团长会怎么说。

中士,把犯人带走。“我们迅速奔向团部,然后我第一次面对面见到了团长。到这个时候,我确信自己无论如何都会上军事法庭了。

不过有件事我还记得十分清楚:泰德。亨德里克是怎么多嘴多舌,把自己说上法庭的——我什么都没有说。

莫瑞尔少校总共对我说了五个字。听了兹穆中士的汇报后,他说了其中两个。“对吗?”

我说:“是,长官。”我对他总共只说了这三个字。

莫瑞尔少校问弗兰克上尉:“这个人还有挽救的可能吗?”

弗兰克上尉回答道:“我想是的,长官。”

莫瑞尔少校说:“那么,就行政处罚吧。”随后他把头转向我,说了剩下的三个字,“五鞭子。”

他们没让我等多久。十五分钟以后,医生检查了我的心脏,卫兵中士给我穿上那件特制的无需经过手臂褪下的衬衫——从脖子那儿拉开拉链,一直拉到手臂。晚点名的号角刚刚吹响。我感到自己与世隔绝,一切都那么不真实……我就是在这儿知道了吓掉了魂是什么意思。一场噩梦般的幻觉——号角刚结束,兹穆中士来到禁闭室。他看了卫兵琼斯下士一眼,琼斯走了出去。兹穆走到我面前,朝我手里塞了点东西。“咬着它,”他悄悄地说,“会好受点。相信我。”

是个橡皮牙套,我们在徒手格斗训练时用这玩意儿避免打掉牙齿。兹穆离开了。我把它咬在嘴里。没过多久,他们给我戴上手铐,把我带了出去。

外头正在宣读团长的命令:“——在模拟战斗中,疏忽大意。

在真正的战斗中,这种错误可能会导致队友的牺牲。“然后,他们扒去了我的衬衫并把我挂了起来。

现在我要说的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鞭刑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可怕。我不是说它是一次愉快的野餐。这辈子我从没像这次这么疼痛难当,每一鞭之后的等待比鞭子抽在身上更难受。但是牙套的确起了作用,我发出的惟一一次惨叫也被它挡在了嘴里。

我要说的第二件奇怪的事是:没人跟我谈起鞭刑,连其他新兵都没有。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兹穆和其他教官们对待我的态度和以前没有任何区别。在现场,医生往鞭痕上涂了点药,告诉我回去执行勤务。这件事就此了结,完全结束。当晚,我甚至设法吃了点晚饭,假装和其他人一样狼吞虎咽。

关于行政处罚还有一件事:不会留下污点。新兵训练结束时,有关记录就会被销毁,你可以重新开始。仅有的记录留在了最重要的地方。

脑子里。你永远不会忘了它。

第8章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箴言XXII:6鞭刑的事还发生过几次,但总的来说,数量非常少。亨德里克是我们团惟一一个被军事法庭下令鞭笞的人,其他的都是行政处罚,和我的一样。而且,要实施鞭刑,必须上报团长。下级军官可不愿意经常出现上报团长大人的事。即使到了团长那儿,莫瑞尔少校还是宁可以“不合要求,劝其退伍”为由把人赶出军营,而不愿意设立行刑柱。从某种角度来说,行政鞭刑是一种最温柔的善意,表示你的上级认为即使到了那个时刻,你仍有一丝最终成为一名士兵和公民的可能。

我是惟一一个受到最大限度行政惩罚的人,其他人最多只挨过三鞭子。没有人像我一样,曾经离穿上老百姓的衣服那样接近,最终却侥幸过关。这也是某种成就,但我不推荐你这么做。

我们听说过另外一件案子,比我和泰德。亨德里克的严重的多——一件真正令人恶心的事。那一次,他们设了绞刑架。

听着,别误解了。这案子其实和陆军无关。犯罪也不是发生在考利营,那个招收这个家伙进机动步兵的任务分配官应该引咎辞职。

那是个开小差的家伙,就在我们到考利营的两天前溜掉的。当然,这太荒堂了,这个案子的一切都出人意料——为什么他不要求退伍呢?开小差自然是“三十一种使你滚蛋的方法”中的一种,但是陆军不会因此判处这个人死刑,除非你当时处于特殊情况,比如“面对敌人”。在类似情况下,开小差这种极不正规的退伍方式就成了不能轻饶的大罪。

陆军不会费力搜寻开小差的并把他们带回来。这很有道理。我们都是志愿者。我们成为机动步兵,因为这是我们的理想,我们以身为机动步兵骄傲,机动步兵也以我们为荣。如果一个人不是从头到脚全身浸透了这种想法,发生战斗时我是不会与这个人做队友的。如果我受伤了,我希望身边的人来救我,因为他们是机动步兵,我也是。我这条命对他们来说跟自己的性命一样重要。我不会要一个假士兵,当局面变得艰难时,他就会夹着尾巴躲起来。

队伍里宁肯出现一个空缺,也比有一个患上“强征入伍综合症”的士兵安全得多。所以,如果他们要走,让他们走。把他们找回来只会浪费时间和金钱。

当然,他们中的大部分的确会回来,尽管可能多年以后才回来。出现这样的事后,陆军会判处他们五十下鞭刑,而不是绞死,随后便释放。所有人要么是公民要么是合法居民,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逃犯受到的精神压力肯定非常大,尽管警察并没想找他们。

“无人抓捕的逃犯”。自首,接受惩罚并再次自由呼吸的诱惑一定非常强大。

但是这家伙没有自首。他走了四个月了,我怀疑他连里的人还记不记得他,他们和他在一起也就待了两天。他只不过是一个没有脸的名字,“机动步兵迪林格”,一个每天都得报告的无故缺席早点名的人。

随后,他杀死了一个小女孩。

他被当地的司法机关审判定罪,但后来查明他是一个未退伍的士兵。他们通知了国防部,我们的司令官立即干预。军队的法律和权限的优先权比平民的高,他被送还给我们。

为什么将军要管这件事?为什么他不让当地的司法机关自己处理?为了“给我们一个教训”?不是。我确信我们的将军并不认为他的小伙子们需要这么恶心的事例来告诉他们杀小女孩是不对的。我始终相信他会设法让我们避开那一幕——如果可能的话。

我们的确学到了东西,尽管当时没人提。这一课慢慢渗进我们的思想,直至成为我们的第二天性。

机动步兵的事由机动步兵自己来处理——不管是什么事。

迪林格属于我们,他仍旧在我们的名单里。尽管我们不想要他,尽管我们当初就不应该接受他,尽管我们巴不得放弃他,他仍然是我们团的一员。我们不能扔下他,让一个一千英里以外的警长来处理他的事。如果不得不做的话,一个人——一个真正的人——应该亲手杀掉他的狗,不会雇一个可能把事情搞砸的代理人。

团里的记录文件表明迪林格是我们的人,所以,处置他就是我们的任务。

那个傍晚,我们向集合场地行军,每分钟六十步。(很难压着步子,我们已经习惯了每分钟一百四十步),军乐队演奏着《无人哀悼的挽歌》。随后,迪林格走了出来,身上和我们一样穿着全套机动步兵的制服。乐队开始演奏《丹尼。迪夫》,他们则除去他身上的各种徽记,甚至包括扣子和帽徽,最后留在他身上的是一套栗色和浅蓝色的衣服,不再是军服了。鼓手打出一串长长的鼓点,一切都结束了。

晚点名之后,我们快步跑回自己的营帐。我想没有人昏倒,也没有人会觉得很恶心,尽管那天晚上我们中的大多数都吃得不多。

餐厅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安静过。但是,尽管这很恐怖(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死亡,我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第一次),它和看到泰德。亨德里克受鞭刑时的冲击是不同的——我是说,你不会把自己放在迪林格的位置上,不会有这样的感觉:那也可能是我。不算开小差,迪林格至少犯下了四项死罪。哪怕他案子中的受害者能活过来,他还是会面临另外三项指控:绑架、勒索赎金、无视人质生命。任何一个都会让他随着《丹尼。迪夫》的节奏在绞刑架上晃晃荡荡。

我当时不同情他,现在也不。有个古老的谚语,“理解一切就是原谅一切”,这可需要有很大的肚量。有些事,你理解得越多,对它们的厌恶也越深。我的同情心给了我从未见过的巴巴拉。安。恩斯怀特和那对再也见不到他们女儿的父母。

那天晚上,军乐队放下手里的乐器之后,我们开始了为期三十天的对小女孩的悼念和对自己的反思。旗帜换成了黑色,早晚点名时没有了音乐,行军时也不再歌唱。我只听到过一次有人抱怨,结果另外一个新兵马上问他是不是想在头上长几个大包。当然,不是我们的错——但是我们的职责是保护小女孩,而不是杀害她们。我们团已经有了污点,我们得清除它。我们是可耻的,而且我们觉得自己的确可耻。

那天晚上,我力图找出可以防范发生类似事件的方法。当然,如今这种事已经很少见了——但是即使是一次也太多了。我始终没有找到满意的回答。这个迪林格——他看上去和别的人一样,过去的表现和记录也不会太糟糕,要不然当初他也不会到考利营来。

我猜他是那种你在书本上读过的变态人格,没办法分辨他们。

好吧,如果没有什么法子能防止它一次也不发生,那么,只有一种可靠的方法能防止它再次发生。

如果迪林格能够意识到自己的罪孽(这似乎难以想像),那么他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有点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像巴巴拉一样受到折磨。事实上,他根本一点儿罪都没受。

但是假如,他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从来没有意识到他所做的事是错误的,那又怎么办?好吧,我们会杀掉疯狗,不是吗?是的。但是像这样的疯狂其实是一种疾病——我只想得出两种可能性。要么他不能治好——这种情形下,他最好死掉,对于他自己和别人的安全都有好处;要么经过治疗他能恢复正常,正常到足以重新进入文明社会……但考虑到他“得病”时所干的事,除了自杀以外他还能干什么呢?他怎么能和这样的自己生活在一起?再假设一下,如果他在治愈之前逃走了,再一次犯下了同样的罪行呢?可能还不止一次?你怎么才能向那些悲痛的父母们解释呢?给他们看他的病历?我只能得出一个答案。

我发现自己在温习历史和道德哲学课上的一次讨论。当时杜波司先生探讨了××世纪北美共和国解体前的混乱状态。据他说,在他们把阴沟淘干净之前,有那么一阵子,类似迪林格的案子就像狗打架一样常见。恐慌不仅仅存在于北美,俄罗斯和英伦三岛也有,其他很多地方也是同样情形。但以北美解体之前最为混乱。

“遵纪守法的本分老百姓,”杜波司告诉我们,“基本上不敢夜里去公园。这么做得冒着被狼群般的孩子攻击的危险,这些孩子配备着铁链、刀、自制枪支、狼牙棒……最起码会受伤,肯定会被抢,可能终身残疾,甚至还会送命。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俄英美联盟和日本霸权之间的战争爆发。谋杀、吸毒、盗窃、攻击和蓄意破坏成了家常便饭。还不止公园,这些事在大白天的大街上也随处可见。还有学校操场,甚至教学楼内。但是公园的不安全早已是声名狼藉,在晚上,正直的人就会避开它们。”

我试着想像我们的学校发生这些事。但是我想像不出。我们的公园也不可能。去公园是为了游玩,不是受到伤害。至于会在某个公园内被杀——“杜波司先生,他们没有警察吗?没有法庭?”

“他们拥有的警察比我们的多得多。法庭也更多。而且都在超负荷工作。”

“我想我弄不明白。”如果我们的城市里有孩子干了这样的坏事……好吧,他和他的父亲会并排接受鞭刑。但是这种事从来没有发生过。

接着,杜波司先生问我:“说说什么是‘青少年违法者’。”

“嗯,那些孩子——殴打伤害他人的孩子。”

“错误。”

“嗯?但是书上说——”

“对不起。你的课本上确实是这么写的。但是把尾巴叫作腿怎么说都不是正确的命名。‘青少年违法者’是个自相矛盾的说法,这种提法指出了问题,同时导致问题无法解决。你养过小狗吗?”

“是的,先生。”

“你训练它不要在屋子里大小便吗?”

“嗯……是的,先生。试了好几次。”不过进展太慢,我母亲只好下令狗必须待在屋外。

“噢,好的。当你的狗犯了错误时,你会生气吗?”

“什么?为什么?它又不懂事,它只是一条小狗。”

“你会怎么做?”

“会骂他,把它的鼻子抵在大小便上来回刮,打他几下。”

“但是它听不懂你的话。”

“是的,可它知道我生气了。”

“你刚刚还说你并不生气。”

杜波司先生很擅长把人搞得晕头转向。“我必须让它以为我在生气。它得学习,不是吗?”

“我同意。但是,既然你已经让它明白你不喜欢它的做法,你怎么还能这么残忍,非打它不可呢?你说过,这个可怜的小动物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但你还是给它造成了痛苦。说出你的理由!

或许你是个虐待狂?“

我那时还不知道虐待狂是什么意思——但是我懂养小狗的事。

“杜波司先生,你必须这么做!你责骂它,它就知道自己有麻烦了。

把它的鼻子在那儿来回刮几下,它就知道麻烦是什么。你打它,它就知道以后最好别犯类似错误——而且这些事你必须当场做!事过之后再惩罚它不会有任何好处,只会使它迷惑不解。即便这样,一次教训也是不够的。你得盯着它,再抓住它,打得更厉害一点。

很快它就学会了。光责骂一顿只会浪费你的口水。“我又加了一句,”我猜你从来没有养过小狗。“

“我养过很多。我现在就养着一条德国猎犬——用的方法和你的一模一样。让我们回到青少年犯罪的话题。多数坏小子的年龄比你们班上的人还小……开始犯罪生涯的年龄甚至更小。永远不要忘记那条小狗。这些孩子经常被抓住。警察每天都要逮到好几批。他们挨骂了吗?是的,通常还很严厉。他们的鼻子被刮了吗?很少。媒体和官员通常不会透露他们的名字。他们被打了吗?绝对没有!他们中的很多从小就没被打过。当时有一种理论很盛行,即体罚,或是任何一种导致疼痛的惩罚,都会给孩子造成终生的精神损伤。”

(我想我的父亲肯定没有听说过这个理论。)“法律禁止学校体罚学生。”他继续着,“只有一个小州,特拉华州,才将鞭刑视为合乎法律的法庭判决,而且这种惩罚只和几种犯罪有关,很少实际运用。它被视为‘残忍的、不同寻常的惩罚’。”

杜波司的声音变大了。“我不理解为什么禁止‘残忍的、不同寻常的惩罚’。一个法官的目的必须是仁慈的,但他作出的判决却应该使罪犯感受痛苦,不然惩罚又从何谈起。疼痛是几百万年的进化给我们造就的基本机制,它能在我们的生存受到威胁时向我们发出警告。社会为什么拒绝使用这么完美的生存机制呢?那个时期充斥着蒙昧的伪心理学。”

“至于‘不同寻常’,惩罚必须是不同寻常的,否则便起不到作用。”他用他的残肢向另外一个男孩一指,“如果一条小狗每个小时都会挨一次打,会怎么样?”

“嗯……小狗可能会发疯!”

“有可能。可以肯定的是,它什么都学不到。这个学校的校长上一次体罚学生是什么时候?”

“嗯,我说不准。好像两年前吧,那个被打的孩子——”

“不必再说了。够长了。它意味着这种惩罚不同寻常,于是非常有用,可以阻止错误的发生,可以教导学生。现在我们再说那些年轻的罪犯。当小孩子时可能从来没有挨过打,犯罪之后肯定不会遭鞭打。通常的程序是:第一次违法,给予警告:骂一顿而已,通常不会立案;几次违法之后,监禁,但是延期执行,给这个年轻人缓刑。一个男孩在最终受到惩罚之前可能会被捕多次,几次被判有罪,最后只是一关了之,跟其他犯罪分子待在一起,从他们那儿学到更多的犯罪手段。如果监禁期内没惹出大麻烦,他还可以逃过这种过于温和的惩戒手段的大部分,他能得到缓刑,用那时的行话来说就是假释。

“这个难以置信的程序可以一直延续好几年,与此同时,他的犯罪频率和邪恶程度都加大了,却不会受到惩罚,除了条件舒适的监禁以外。随后,突然间,通常是到了法律规定的十八岁成年生日,这个所谓的‘青少年违法者’成了一个成年罪犯——有时仅仅几个星期或是几个月之后就在死囚室里等着执行,因为犯下了谋杀的重罪。你——”

他又把我挑了出来。“假如你只是责骂你的小狗,从来没有惩罚过它,让它继续在屋子里随地便溺……偶尔把它关在外面一次,但是很快又把它放了进来,只警告它不要再犯错误。随后有一天,你发现它已经是只成年狗了,却仍然没有教养。于是,你拿出一把枪,把它打死了。你有何感想?”

“那是我听过的最荒唐的养狗方法。”

“我同意。也可能指养育孩子。这是谁的错?”

“嗯……我猜,是我的。”

“再次同意,我不像你,连猜都不用猜。”

“杜波司先生,”一个女孩突然开口,“但是为什么?为什么他们在小孩子欠揍时不打他一顿?对于犯了错的年纪较大的那些,为什么不用皮带抽一顿?——这才是他们不会忘记的教训!我是说,那些干了很坏的坏事的人。为什么不呢?”

“我不知道。”他冷冷地说,“我只知道,有些方法经过了时间的考验,能向年轻人灌输社会道德,教会他们尊重法律。但蒙昧的伪科学阶层却拒绝接受那些方法,那些人自称‘社会工作者’或‘儿童心理学家’。我们所说的方法他们显然觉得太简单了,因为人人能作,只要拿出训练小狗时的耐心和决心就行了。有时我真怀疑他们心里暗自很喜欢天下大乱——但这种可能性不大。”

“但是——老天!”那个女孩回答道,“我并不比其他孩子更喜欢挨打,但只要有必要,我的妈妈就会动手。我在学校惟一一次被责打的当天,我在家又挨了一顿——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从来没敢想过被押解到一个法官前,被判处鞭刑。只要你遵纪守法,这种事就不会发生在你身上。我不觉得我们的社会体系有什么问题,比担心生命安全、不敢到外头去强多了。”

“我同意。年轻的女士,那些好心人的动机是一回事,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大得可悲。对于道德,他们没有科学理论。他们的确发明了一套道德理论,也尝试着将它投入实际运用(我不应该嘲笑他们的动机)——但是它一半是昏了头的自以为是,另一半是因为这种弥天大谎听上去振振有词。他们越是真诚,就越是误入歧途。知道吗,他们假定人生来便具有道德感。”

“可是先生?我想——人是这样的呀。我自己就是。”

“不,亲爱的,你有的只是一颗经过耕耘的良心,一颗精心训练而成的良心。人的本性并非向善。你不会生来就具备良心,我也不会——小狗也没有。我们之所以获得道德感,靠的是训练、教训和头脑做出的努力。那些不幸的青少年罪犯也是生来一张白纸,跟你我一样,但是他们没有获得道德感的机会。他们的体验不允许有这样的机会。什么是‘道德感’?它就是生存本能的具体表现。生存本能是人的自然表现,我们性格的每一方面都从它而来。

任何与生存本能冲突的东西都能或早或晚除掉这个人,因此,这种东西在接下来的人类进化过程中便不会出现。这个真理可以用数学表达,每一步都是可证明的。生存永远是最高指令,控制着我们的一切行为。

“但是生存的本能经过耕耘之后,”他继续着,“成为比盲目的、畜牲般的生存需求精细得多、复杂得多的各种动机。年轻的女士,你所谓的‘道德本能’,其实是你的长辈们向你灌输的、比你自己个体的生存更加重要的其他更强烈的需求。例如,你的家族的生存,或者,当你有了孩子之后,你孩子的生存,或者是你的国家的生存。继续数下去,这个名单还能一直向上延伸。一种科学的道德理论必须以个人的生存本能为基础——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基础,同时还必须正确描绘各种生存的层次,指出每一层的动机,解决各层次需求之间的冲突。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样一种理论,可以解决任何一个层面上的道德问题:个人利益,家庭之爱,对国家的义务,对人类的责任,甚至可以将这种理论扩展到非人类的种族上去。所有与道德相关的问题都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没有哪个人的爱比得上一只以死保卫幼崽的母猫。一旦你们明白了那只猫所处的困境,以及它是如何解决的,你们就可以开始检视自己,看看自己在道德的阶梯上能攀爬到多高的位置。

“那些青少年罪犯爬得很低。只有出生时那点生存本能,他们达到的最高道德境界只不过是对于某一组织——街头帮会——并不牢固的忠诚。但那些好心人却妄想‘唤醒他们善良的天性’,去‘触动他们’,‘激发他们的道德感’。废话!他们没有‘善良的本性’。经历告诉他们,他们靠他们那一套活得满好。小狗从来没有挨过打,因此它认定自己已经成功完成的乐事一定‘符合道德标准’。

“所有道德理论的基石都是责任,对于一个团体来说,责任的重要性相当于个人利益对于个体的重要性。没人把责任以一种他们可以理解的方式教授给那些孩子——也就是说,以责打的方式。

相反,社会不断地给他们宣扬的是他们的‘权利’。

“没有任何一个人与生俱来便具有任何天赋特权,所以,这种做法的结果是可以预见的。”‘杜波司先生停顿了一会儿。有人禁不住接过话头。“先生?可是,’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的确是人的天赋特权呀。”

“噢,是的,是所谓‘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个调调儿时时刻刻都有人引用。生命?一个即将淹死在太平洋里的人有生命的‘权利’吗?大海不会倾听他对自己‘权利’的呼吁。一个必须以死来拯救他的孩子的人有生命的‘权利’吗?如果他选择保留自己的生命,这么做是因为他有这个‘权利’吗?如果两个人处于饿死的边缘,除了吃掉对方以外没有其他任何可以继续生存的方法,那么他们中哪个人的权利是‘不可剥夺的’呢?至于自由,那些签下伟大宪章的英雄发誓以他们的生命换取自由。自由从来不是‘不可剥夺的’,必须时不时地用爱国者的鲜血来换取,否则它就会消失。

在那些所谓的人类的天赋特权之中,自由是最不可能轻易得来的,它从来不是免费的。

“第三个‘权利’——‘追求幸福’?它的确是无法剥夺的,但它并不是一个权利。它只是个普遍的存在,暴君不能将其剥夺,爱国者也不能重新树立。把我关进地牢,架在火上烧死,或是立为万王之王,不管怎样,我都能‘追求幸福’,只要我的脑子还活着——但是,无论上帝还是圣人,无论智者还是灵药,都不能保证我得到幸福。”

接着,杜波司先生又转向我。“刚才我告诉你‘青少年违法者’是个自相矛盾的概念。‘违法者’指的是‘不能承担责任’。但责任只是成年人的美德——只有当少年成为一个成年人之后,他才能明白责任的意义,并将责任看得比天生的个人利益更为重要。从来就没有、也不可能出现一个‘青少年违法者’。但是每一个青少年罪犯的身旁总有一个或更多的成年违法者,这些成年人要么不知道他们的责任,要么知道责任而没有承担。

“正是这个软肋摧毁了过去那个很多方面都值得赞赏的文明。

横行在大街上的小流氓是一个外部症状,表明那个文明已经身患重病:其公民(所有的人都是)只知道称颂着‘权利’的神话,却忘记了他们的责任。由这样的公民组成的国家是不可能国运长久的。“

我不知道杜波司中校会怎么给迪林格分类。是个不得不除掉、同时又让人怜悯的青年罪犯,还是个成年违法者,只配遭到人们的蔑视?我不知道,我永远都不会知道。我只知道他再也不会杀死小女孩了。

知道这个就行了。我睡着了。

第9章

我们这支部队里没有失败者的位置,不管他们的心肠是多么善良。我们需要的是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男子汉。

——乔纳斯。因格拉姆海军上将,1926在平原地区完成所有新兵训练项目之后,我们搬到崎岖的山区,进行更加艰苦的训练,地点在位于古福和瓦丁顿之间的加拿大洛矶山脉中。除了地势险峻之外,史密斯魔鬼中士营和考利营很像,但它的规模要小得多。第三团现在也小多了,从刚开始的两千人缩减到现在的不足四百人。H连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排的建制,全营列队时也变成了连队形。但是我们仍旧被称为“H连”,兹穆仍然是“连长”,而不是排长。

现在的训练更多的是针对个人因材施教,教官的数量比我们的班数还多,而且兹穆中士现在手下只有五十个人,而不是刚开始的两百六十个,所以他能无时无刻盯着我们,即使有时他并不在现场。只要你干了什么蠢事,他准站在你背后。

不过,现在你得到的训斥几乎有点友善,是那种严厉得吓人的友善。当然,我们也和当初不一样了,全团都跟过去不同。五个里头只留下了一个,那一个几乎已经算得上是个战士了。兹穆现在的努力方向是尽力将他变成一个真正的战士,而不是把他赶下山去。

我们也能经常看到弗兰克上尉了;他现在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教导我们上,而不是待在办公桌后。他记住了我们每个人的名字和长相,脑子里似乎还装着一大堆卡片,记载着我们每个人掌握每件武器、每种装备的进展程度,当然,不用说,还有你的额外勤务、医疗纪录、最近是否收到过家信等等。

以前他对我们不像兹穆那样狠,说起话来总是轻言细语,只有当你干出一件愚蠢到家的事之后,才会逼得他收起脸上的微笑。

不过,你最好别被他迷惑住。微笑之下埋着火药。我从来没有弄清楚到底谁是更好的军人,兹穆还是弗兰克上尉?我是指拿掉他们的徽章,把他们看成普通士兵。毫无疑问,比起其他教官,他们俩是更合格的士兵,但哪个更出色?兹穆干任何事都很精确,有板有眼,仿佛正在大操场接受检阅;弗兰克上尉干起这些事来则更有锐气,有干劲,好像在打比赛。两种做法,结果差不多——也绝不像弗兰克上尉脸上显示的那么轻松。

我们需要大量的教官。我以前说过,穿着装甲动力服跳跃在平地上很容易。在山里,动力服也跳得同样轻巧,同样高,但如果要从两棵靠得很近的杉树中间越过一堵花岗岩石壁,你必须在最后一刻手动操纵喷射管。这种时候,事情就大不一样了。在地形险恶的野外进行动力服训练时,我们发生了三次事故,两个死了,还有一个病退。

但是如果不穿动力服,那堵石壁更加难以翻越。石壁上布满铁丝和钉桩。我一直搞不明白机动步兵进行高山训练有什么用处,但是我已经学会了闭上嘴巴,无论他们教什么,只管学就是了。我学会了,也不算太难。如果一年前有人说我可以爬过一堵高高的、和墙壁一样陡直的峭壁,所能依靠的工具仅仅是一把锤子,一些小得可怜的钢钉和一大捆绳子,我非笑话死他不可。我这个人是海平面型。更正一下,我以前是海平面型。现在已经有了很大变化。

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在史密斯魔鬼中士营,我们有了自由。我指的是可以去城里。到了考利营一个月之后我们也有过“自由”,也就是说,星期天下午,如果你没被编进勤务排,登记之后便可离开营地,想走多远就走多远,只要记得及时赶回参加晚点名就行。问题是如果不把野兔算在内的话,徒步可达的范围内什么都没有——没有女孩子,没有电影院,没有舞厅。

不管怎么说,哪怕在考利营,自由也是不可或缺的权利。有的时候,这种权利的确很重要,走得远远的,看不到一顶帐篷,看不到一个中士,甚至看不到新兵中内你最好的朋友的那张丑脸……不用干什么事都得动作迅速,可以有时间拿出你的灵魂审视一番。丧失权利的程度有好几级:受到限制,只能在营地内活动……或者只能在你连队的那条街上活动,也就是说,去不了图书馆,也不能去那个让人产生误解的“活动中心”(大多数都是身体对抗之类的野蛮比赛)……或者被高度限制,在没有接到去其他地方的命令之前,只能待在自己的帐篷里。

最后一种限制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通常情况下,与之相伴的还有额外勤务,你会忙得除了睡觉以外,根本没有时间待在自己的帐篷里。这种限制只是个装饰品,像一盘冰激凌上面的樱桃,向你本人和周围世界表明:你犯的不是个每天都有的小过错,而是一种与机动步兵身份不符的大错误,在洗刷掉身上的污点之前,你不适合和其他机动步兵待在一起。

但是在魔鬼营,我们可以去城里,执行任务,履行公务等等。

每星期天早晨都有去温哥华的班车,就在做完礼拜之后(礼拜本身提前到早餐后三十分钟)。你可以坐晚餐前或熄灯前的两班车赶回来。教官们甚至可以在城里度过星期六晚上,或是拿一张为期三天的任务许可通行证。

第一次拿到通行证时,我刚踏出班车,便意识到自己已经变了一个人。乔尼不再适应平民生活了。这种生活看上去如此复杂,凌乱得难以置信。

我没有在温哥华四处游荡。城市很漂亮,所处的位置也很好。

这儿的人很有魅力,已经习惯了机动步兵出现在城市。他们让我们觉得自己很受欢迎。市中心有个社交中心,他们每个星期都为我们举办舞会,安排了年轻姑娘陪我们跳舞,还有年长的女士为害羞的小伙子介绍舞伴,保证他能踩到女孩子的脚。让我吃惊的是,我也成了害羞的小伙子中的一个。但你试试看,在一个除了母兔子就没有其他雌性的地方待上几个月。

第一次进城时我没去那个社交中心。大多数时间,我就站在那儿呆呆地看着:看漂亮的建筑,看那些用没有必要的小东西装饰起来的橱窗(里面没有武器),看着身边行色匆匆的人群(还有些人甚至漫步逍遥),他们各自干着自己喜欢的事,每个人的穿着打扮都不一样。还有,看女孩子。

特别是看女孩子。我从来没意识到她们是多么美妙。听着,我第一次知道女孩子和我们之间的区别绝不仅仅在于衣着不同时,我就接受了她们。在我的记忆里,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男孩应该经历的那个阶段,即知道了女孩的不同并因此讨厌她们。我一直喜欢女孩子。

但是,就在那一天,我意识到自己一直忽视了她们。

女孩就是美妙。站在一个角落,观察她们走过就是一件乐事。

她们不是在“走”。至少不是我们平常说的那种形式。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比走复杂得多,而且好看得多。她们不仅仅移动她们的脚,身体所有部分都在移动,而且朝着不同的方向……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高雅。

如果不是有个警察走过来的话,我可能会一直在那儿站下去。

他向我们走来,道:“你们好,小伙子们。玩得高兴吗?”

我飞快地瞥了一眼他胸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勋标,“是的,长官!”

“不用称我‘长官’。在这儿用不着这一套。你们干吗不去劳军中心玩玩?”他给了我们地址,指了指方向,我们向那儿走去——帕特。里维,“小猫”史密斯和我自己。他在我们身后喊道:“玩得愉快,小伙子们……别惹麻烦。”和兹穆中士在我们爬上班车前对我们所说的一样。

但我们没去那儿。帕特。里维小时候在西雅图住过,他想看看他的老家。他身上有钱,提出如果我们和他一块儿去的话,他愿意替我们付车费。我不介意去一趟。车很多,每二十分钟就发一班,我们的通行证并没有限制我们必须待在温哥华。史密斯也决定一起去。‘西雅图和温哥华的区别不大,那儿的女孩子也一样多。我享受着这一切。但是西雅图并不习惯见到一群群的机动步兵,我们又挑了个很糟糕的地方吃晚饭,一个靠近码头的酒吧餐厅。在那儿我们不是很受欢迎。

听着,我们没喝酒。好吧,小猫史密斯吃饭时喝了两杯啤酒,但是他的态度一直很有礼貌,很友好,所以他才有那个绰号。我们第一次徒手格斗训练时,琼斯教官厌恶地训斥他:“一只小猫出手都比你重!”绰号由此诞生。

那个地方只有我们穿军服。其他顾客大都是商船水手,西雅图港的航运吞吐量大极了。我当时还不知道商船水手不喜欢我们。

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的行业协会一直想使他们这一行享受军人待遇,他们想尽办法,但没有成功。我只知道这种争端古已有之,已经有很多个世纪了。

那儿坐着几个年轻人,和我们的年纪差不多,正是服役的年龄,只是他们不愿意。他们留着长长的头发,懒洋洋、脏乎乎的。

我是说,可能和我参军前的模样差不多。

我们注意到我们后面那张桌子,两个年轻蠢材,还有两个水手(从他们的衣服上可以看出来),几个人正高谈阔论着,故意要让我们听见。我不想重复他们的话。

我们什么都没说。慢慢地,他们的话越来越针对个人,笑声也越来越响。其他人都不作声了,听着他们的话。小猫悄声对我说:“咱们走吧。”

我看看帕特。里维的眼睛,他点了点头。我们不用结账,那个地方是先付账再吃饭。我们站起来,走出去。

他们跟着我们出来了。

帕特小声对我说:“注意。”我们继续往前走,没有回头看。

他们上来挑衅。

我给那个朝我冲来的人的脖子上来了一记重劈,趁着他倒下的工夫转身去帮我的同伴。但是一切都结束了。四个冲过来的人都倒下了。小猫对付了两个,帕特可能把剩下那个人扔得太狠了,他现在缠在了一根灯柱上。

有人,我猜是餐厅老板,肯定在我们离开时通知了警察局,因为当我们还站在那儿不知该怎么处理那堆肉时,他们就已经赶到了——两个警察。这是个警察常来巡逻的地方。

他们中年长的那个要求我们提出指控,但我们都不肯。兹穆告诉过我们“不要惹麻烦”。小猫面无表情,装得像个十五岁的孩子。“我猜他们绊倒了。”

“我明白了。”一个警察同意道,脚尖把向我冲来的那个家伙手里的刀踢开,捡起来,向路边一磕,砸坏了刀刃。“好吧,你们最好离开这儿……到城里去。”

我们离开了。我很高兴帕特和小猫都不想把这件事闹大。事情本身非常严重:平民攻击军事人员。但是有必要追究吗?——已经摆平了。他们向我们扑过来,身上起了大包。就这么摆平了。

但是,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从来不带武器上街……而且接受过训练,懂得如何使对手丧失战斗力而不用杀死他。每一个动作都是自然反应。我原本不相信他们会真的扑过来,他们真扑过来时,我也没有思考,然后一切都结束了。

我第一次知道了我的变化有多大。

我们走回车站,搭上一班去温哥华的车。

我们一到魔鬼营就开始空降训练。每次一个排,轮番训练。一个整排,也就是说,一个连。坐车前往瓦拉瓦拉北部的某个地方,上船,进人太空,空降,完成训练科目,随后收到信号回家。一整天的工作就此结束。总共八个连,因此有时候两星期才轮到我们一次。接着,随着人员淘汰,变成了每星期一次,空降的难度也加大了:山上、北冰洋中、澳大利亚沙漠——在我们毕业前,月球表面。在那儿,你的投射舱被射入离地只有一百英尺的空中,弹出之后立即炸裂。你必须头脑敏锐,仅仅凭借你的动力服着陆(没有空气,没有降落伞),稍有差池便会空气溢出,送掉性命。

有些淘汰来自人员伤亡,还有一些是因为有人拒绝进入投射舱——有些人这么做了,然后就结束了。甚至连指责都没有,只被示意站到一边,当天晚上就离开了。甚至一个已经空降过几次的人都有可能拒绝进入投射舱。教官们对这些人很温和,就像你对待一个得了绝症的朋友那样。

我从来没有拒绝进入投射舱,但是我的确开始哆嗦个不停。我总会这样。每次我都会害怕,现在还是这样。

但是,除非空降,否则你不会成为一名星船伞兵。

他们讲过一个故事,可能不是真的。故事讲的是个在巴黎游玩的星船伞兵。他参观了荣军院,低头看着拿破仑的棺材,问站在那儿的一个法国卫兵:“他是谁?”

法国人很反感。“先生,你不知道吗?那是拿破仑的坟墓!拿破仑。波拿巴——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士兵!”

那个星船伞兵想了想,问道:“是吗?他在哪儿空降?”

这个故事几乎不可能是真的,因为那儿有一个很大的牌子,告诉你拿破仑究竟是谁。但这就是星船伞兵心里的想法。

终于,我毕业了。

我知道,新兵训练的事儿绝大多数我根本提都没提。没有提到我们的武器;没有提到那次我们放下手头所有的事去扑灭森林火灾,一连三天;也没有提到那次紧急演习是真的,可直到结束之后我们才知道;也没有提到那天我们的餐厅被炸上了天。我甚至没有提过天气。相信我,天气对于一个步兵来说很重要,尤其是雨和烂泥。但是,尽管天气在发生时显得很重要,现在回忆起来却觉得没多大意思。天气历书中的所有描绘,随便挑,随便往什么地方一塞,可能都符合当时的情景。

整个团刚开始时有2009人,最后毕业的只有187人。至于其他人,十四个死亡(一个被处决),剩下的退伍了,开除了,换单位了或是病退了等等。莫瑞尔少校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说,我们每个人都得到了一份证书。我们进行了最后一次点名,随后团部被解散,团旗被收了起来,直到下次展开(三个星期之后)——告诉另外两千个平民他们是一个战斗单位,而不是一个帮派。

我现在已经是“老”兵了。可以在我的序列号前标上“TP”

而不是“RP”①。伟大的一天。

我有生以来最伟大的一天。

①TP:伞兵,RP,新兵。

第10章

自由之树必须随时用爱国者的鲜血来浇灌。

——托马斯。杰弗逊也就是说,在去我的飞船报到之前,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经过严格训练的“老”兵。我错了,不过,不犯法吧?我知道,我没有说地球联邦是怎么把形势从“和平”调高到了“警戒”,后来又调到“战争”。我自己也没有怎么太在意。刚参军时,还是“和平”状态,正常状态,至少大家是这么想的。(谁还会想到别的?)接着,当我在考利营时,变成了“警戒”,但我仍然没注意到。重要的是布鲁斯基下士对我的头发、我的军服、战斗训练和装备有什么看法,兹穆中士对以上问题持什么看法则至关紧要。不管怎么说,“警戒”状态仍然是“和平”。

“和平”是这样一种状态,即没有哪个平民会注意到军队的伤亡人数——除非这个平民是伤亡人员的近亲,这些数字不会上报纸头版,不会成为头条新闻。但是,如果说“和平”的意思是没有战斗,我本人不知道历史上是否存在过这种“和平”。当我向我的第一个单位,“威利的野猫”,有时被称为第一机动步兵师三团K连报到,随着他们登上山谷要塞号出发时(身边揣着那张让人头脑不清醒的证书),战斗已经持续好几年了。

历史学家似乎还在争论,到底哪个名字更贴切,“第三次太空大战”(或是“第四次”),还是“第一次星际大战”。如果非说不可,我们只是简单地称之为“虫族战争”,但通常我们根本不叫它的名字。历史学家们把这次战争的开端定在我加入第一个单位、登上第一艘飞船之后,把这之前和之后不久发生的事称为“事件”、“巡逻”和“警察行动”。但如果被击毙的话,“事件”和公开宣战的战争没什么区别。

实话跟你说,除了自己负责的那一小块以及参加战斗的那几天,一个士兵并不比一个平民更关心战争。余下的时间里,他更关心的是睡觉时间、各种各样的中士、三餐之间能不能再从厨师手中骗点儿吃的。然而,当小猫史密斯、艾尔。吉金斯和我来到月球基地时,野猫连里每一个人都参加过不止一次战斗空降了。他们是士兵,我们则不是。不过大伙儿并没有因为这个不足整我们——至少我没挨过整,而且,和教官们的恐怖比起来,连里的中士和下士们出乎意料地好打交道。

过了一阵子我才明白,这种相对的优待只不过说明我们什么都不是,还不够资格接受教训。直到我们在一次空降中——真正的空降——证明了自己,我们才可能替代那些真正的、参加过战斗并已牺牲的野猫。我们现在占据的就是他们的铺位。

告诉你我菜鸟到什么地步。福吉谷号停留在月球基地时,我碰巧撞见了我的分队长。当时他正准备返回地球,身上穿着光鲜的全套制服。他的左耳垂上挂了一个小小的耳环。一个制作精良的小小的金质骷髅头,下面不是传统的海盗旗所用的两根交叉骨头,而是一堆细小的金骨头,小得几乎无法分辨。

在家里的时候,约会时我总要戴上耳环和其他饰物。我有些漂亮的夹式耳环,上面的红宝石有我的小手指末端那么大,是我母亲的祖父传下来的。我喜欢珠宝,去新兵营报到之前不得不把它们留在家里,我还因此很恼火呢……看中士的样子,部队里显然允许佩戴这种饰物。我的耳朵没有穿孔,母亲不准男孩这么做,但我可以把它安在—个夹子上……而且我手头还剩了点儿毕业时发的工资,我急着想在它发霉之前花掉。“嗯,中士?你那个耳环是从哪儿来的?很酷。”

他没有露出轻蔑的表情,连笑都没笑,只说:“你喜欢?”

“喜欢极了!”纯金与金黄色的肩章搭配起来,效果比绿宝石好得多。我还在想,用两根交叉的骨头来代替底部那一堆乱七八糟的话,样子就更漂亮了。“基地的消费合作社有卖的吗?”

“没有,合作社从来不卖这种东西。”他又加了一句,“我看,在这儿你是买不到的——但愿如此。这么跟你说吧,等我们到了能让你给自己弄一个的地方时,我会让你知道的。我保证。”

“嗯,谢谢。”

“不客气。”

那以后,我还见过另外几个小骷髅头,有的“骨头”多些,有的少些。我的猜测是正确的,部队允许佩戴这种饰物,至少休息时间可以。没过多久,我便有了“买”到一个的机会,而且发现,对于这么一个平平常常的饰物来说,它的价格高得惊人。

那是“虫穴行动”,史书上称之为第一次克兰达斯战役,就发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被夷为平地之后不久。正是付出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代价之后,那些一头扎进地里不抬头看天的土拨鼠们才知道厉害。没见过世面的人很难相信其他星球的存在,不会心底里真正相信,而重要的正是真正相信。我知道我以前就这样,我还算小时候就去过太空的人哩。

但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确使世人群情激愤。大家高声叫嚣,要把我们所有的军队都召回来,无论他们在哪儿,再把他们安排在地球的轨道上——紧紧挨着!——挡住太空生物的入侵。当然,这种想法很愚蠢。只守不攻是打不赢战争的。看看历史书就知道,国“防”部从来没赢过一场战争。这是典型的平民反应,一旦发现有战争了,他们本能地要求采取防御战术。下一步他们就想接手战争,就像飞机出现紧急事故后,乘客想从机长手里夺过操纵杆一样。

当时,没人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只是个听人差遣的小兵。我们签订过条约,对联邦属下的殖民星球和同盟者负有义务,不可能把军队全部召回来。与平民的愿望不同,我们忙得四脚朝天,急于智胜虫族:把战场搬到虫族的老家去,直捣黄龙。我想,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毁灭对我的影响没有平民们那么强烈。我们一直处于切伦科夫驱动状态,离地球几个秒差距①,直到我们结束了驱动,才从另外一艘飞船那儿得知了这个消息。

我记得当时我在想:上帝,太可怕了!我为船上仅有的一个阿根廷人感到难过。但布宜诺斯艾利斯毕竟不是我的家乡,地球又离得这么远,而且我又这么忙——布宜诺斯艾利斯刚刚毁灭,对虫族的故乡星球克兰达斯的进攻马上就进入了准备阶段。自那以后,我们就一直把自己捆在舱室各自的位置上,神志不清地打着盹,因为福吉谷号的内部引力系统已经关闭了,以节省能量,使飞船能以最高速度飞行。

实际上,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毁灭对我来说关系重大。它极大地改变了我的生活,但是直到几个月后我才知道这一点。

在克兰达斯上方空降的时刻来到了。我被指派给一等兵德国佬班博格当临时助手。听到这个消息时,他设法掩饰了他的快乐。

班长刚走出听力范围,他便说:“听着,新兵。你跟在我后面,别挡我的道。要是拖累我,我就扭断你愚蠢的脖子。”

我点了点头。我开始意识到这一次不是演习。

①天文单位,等于3.26光年。

我哆嗦了一会儿,接着我们就下去了——虫穴行动应该称作“疯子行动”才对。一切都出了差错。按计划,这应该是一次大规模行动,目的是使敌人臣服,占领它们的首都和行星上的关键地区,结束战争。然而,它却差点使我们彻底输掉了战争。

我不是批评丹尼斯将军。他本来要求提供更多的军队,更完善的后勤保障,但太空元帅否决了他的提议。我不知道这个消息是不是真的,也不关我的事。还有,我怀疑这些事后的天才是不是真的知道内情。

我只知道一件事:将军和我们一起空降,在地面上指挥我们作战,他还亲自指挥牵制进攻,使得我们中的很多人(包括我)得以被回收——并在这次进攻中送了命。他成了克兰达斯星球上的放射性碎片,想把他送上军事法庭已经为时太晚。所以,再喋喋不休议论他还有什么意义呢?我只想评论评论那些坐在扶手椅内、从来没有参加过一次空降的战略家。是的,我们可以用氢弹饱和轰炸虫族的星球,直到它的地表成为放射性的结晶体。这我同意。但是这样就能赢得战争了吗?虫族不像我们。这些类蜘蛛动物其实不是蜘蛛。这些节肢类动物只是碰巧才和疯子们想像中巨大的具有智力的蜘蛛有几分相似。从它们的组织、心理和经济上来说,虫族更像蚂蚁或白蚁。它们是群居的社会化生物,具有最绝对的服从性。轰炸星球表面只能杀死士兵和工人,却不会打击制定决策的大脑阶层和女王。就算一枚钻地氢弹直接命中了目标,它能杀死一个女王吗?我不知道,我想没人说得准。我们不知道它们藏在多深的地方,我也不会急着去探个究竟——我们那些钻进虫洞的小伙子连一个出来的都没有。

就算我们真的摧毁了克兰达斯产出物资的地表,又怎么样?虫族和我们一样,有太空船、殖民地和其他行星,它们的总部丝毫未受打击。所以,除非它们投降,否则战争还将继续。

如果它们可以投降的话——虫族士兵不能。它们的工人不会打仗(向这些连对你起哄的本事都没有的工人开火,纯粹是浪费时间浪费弹药),而它们的士兵不会投降。但是,不要因为它们长得丑,不知道投降,就以为这些虫子只不过是愚蠢的昆虫。它们的士兵聪明,经验丰富,又好斗。它们抢在我们前头开了火,按照惟一的宇宙法则,这就是说,它比我们聪明。你可以烧掉它的一条腿,两条腿,三条腿,它还是向你冲来。一侧的四条腿全烧掉,它摔倒了——请继续射击,你必须瞄准它的神经腔,打中……此后它就会跌跌撞撞地越过你,胡乱开火,直到撞在墙上或是其他什么东西上。

空降一开始就乱成一团。我们这一片有五十艘飞船。按计划,它们应该动作协调地结束切伦科夫驱动,转入聚变驱动状态,随后进入轨道,把我们按照事先排定的队形空降下去,降落到预定地点,连环绕行星轨道转上一圈来调整队形都不用。我猜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唉,我知道很难。但是一旦它们出了问题,倒霉的却是我们机动步兵。

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没等我们落到地面,福吉谷号和它里面的一切便被炸了个粉碎。在那个衔接紧密、移动速度又快得惊人的飞船编队中(4。7英里/秒,轨道速度可不是漫步逍遥),它和伊珀尔号相撞了,两艘船都彻底毁了。我们在撞击之前便弹了出来,真是走运——我是指我们这些正常弹出来的人,因为撞击发生之后,飞船仍然继续向熊熊大火中发射着太空舱。这一切当时我并不知道,我被密闭在我的茧里落向地面。我想连长当时应该知道福吉谷已经完了(同时完蛋的还有一半野猫),因为他第一个被弹射出去,指挥线路上突然间失去了与船长的联系,他立即就应该明白发生了什么。

接下来的十八个小时是一场噩梦。对这个,我不会说得太多,因为我没记住多少,只有一些片断,一些恐怖的静止画面。我向来不喜欢蜘蛛,不管是有毒的还是其他什么类型的。床上发现一只普通的室内蜘蛛就足以让我心惊胆颤,狼蛛我是连想都不敢想的,我也不敢吃龙虾、螃蟹或者类似东西。第一眼见到那个臭虫时,我的心一下子蹦到了嗓子眼。我开始乱喊乱叫,几秒钟之后,我才意识到它已经被我干掉了,这才停止射击。我猜它是个工人。

我怀疑自己有没有能力攻击一个士兵,并且杀死它。

但那一次,我的处境比K-9部队要好得多。他们应该空降在(如果空降顺利的话)我们目标区的外围。新狗应该在外围奔跑,向阻击部队提供战术情报,让他们能够确保外围的安全。这些新狗当然不会携带除了牙齿之外的任何武器。一只新狗的任务是听、看、嗅,并用无线电把发现报告给它的同伴。它携带的所有东西就是一部无线电和一枚自杀弹。被俘或伤得很重时,它或它的同伴就会引爆炸弹。

那些可怜的狗根本没等到被俘。很明显,它们中的大多数刚和虫族接触便自杀了。新狗对虫族的感觉和我一样,如果不是更糟的话。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培养幼犬,使它们见到虫族时能四处观察、逃走,而不是直接炸掉自己的脑袋。但那时的新狗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

这些只是所有差错的一小部分,你能想像出来的任何东西都成了一团糟。当然,当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紧紧跟着德国佬,向任何移动的东西射击或喷火,发现洞穴便往里扔个手雷。

那时我已经学会了如何干掉一个臭虫而不过多耗费弹药和动力液,不过还不懂如何分辨哪些臭虫无害,哪些臭虫危险。五十个臭虫中间大约只有一个士兵——有这一个就绰绰有余了。它们的单兵武器不像我们的那么重,却和我们的武器一样致命,能发出一种光束,可以穿透我们的装甲,像切熟鸡蛋一样割下我们的肉。它们相互之间的配合比我们默契……一个“班”的思考完全交给一个大脑。大脑阶层躲在深深的洞里,抓不住它们。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德国佬和我一直很幸运。我们梳洗着大约一平方英里的土地,用炸弹封洞,杀死一切冒出头的东西,同时注意节省使用喷射管以应付可能的突发事件。作战思路是控制整个目标区,使后援部队和重型装备下来时不会受到像样的抵抗。

这不是突袭,而是一场战役,建立滩头,守住它,等待大部队和重装备来俘获或是清洗整个行星。

只不过我们没能完成。

我们自己的分队干得还行。我们走错了地方,和其他分队失去了联系。排长和中士都死了,我们一直没有机会重组队形。但是我们也有一大优势,我们的特种武器班已经建立了一个强固支撑点,只要新部队到达,我们就能将领地交给他们。

只不过他们没来。他们空降在计划中我们的降落点,碰上了不友好的当地人,惹了一大堆麻烦。我们始终没见过他们的面,所以我们待在原地没动,不断伤亡,抓住机会自己动手把伤亡人员抬走。我们的弹药和跳跃液越来越少,连动力服的能量都快消耗光了。我们仿佛在那儿守了好几千年。

德国佬和我沿着一堵墙,向着传来呼救声的特种武器班奔去。

突然间,德国佬前面地上裂开一个洞,一个臭虫跳了出来,德国佬倒下了。

我喷火烧了那只臭虫,扔了颗手雷封住洞口,然后转身去看德国人伤势如何。他躺在地上,样子好像没受伤。副排长可以监视排里所有人的身体状况,把死人从那些受了重伤必须接受救护的人员中分离出来。普通士兵也可以手工扳动一个人皮带右侧的开关,达到同样的目的。

我叫了德国佬几声,他没有反应。他的体温读数是九十九度(华氏),呼吸、心跳和脑电波的读数为零。看上去很糟糕,但是也有可能死的是他的动力服,而不是他本人。我就是这么想的,完全没有意识到如果是动力服的问题,那么体温的读数也应该为零。不管怎样,我取下自己皮带上的开罐扳手,动手把他从动力服里拉出来,同时注意观察着四周的动静。

就在这时,我的头盔里传来全员命令,我这辈子再也不想听到类似命令了。“撤退!返回基地!返回基地!救起伤员并返回基地!赶往你能听到的任何回收信号发射地。六分钟!全体人员,快逃,带上你们的战友。赶往任何信号发射地,返回基地!撤退——”

我加快了动作。

把德国佬从动力服中拽出来时,他的头掉了下来。我把他一扔,拔腿就跑。在以后的空降战斗中,我会理智到带上他的弹药,但是现在我满脑子乱成一锅粥,无法思考。我只是从那儿跳开,奔向集合地点,那个我们刚才想抢上去救援的强固支撑点。

那地方已经撤了,我感到茫然若失……茫然若失加上被抛弃的感觉。随后我听到了召回信号,不是那首我应该听到的《扬基歌》(从福吉谷号下来的回收船以这首歌为信号),而是调子我不熟悉的《甜树林》。不管那么多了,它也是个信号。我向它奔去,慷慨地挥霍着最后剩下的跳跃液,抢在他们正要起飞时赶到,没过多久便进了沃察克号。当时我受的刺激太大了,连自己的序列号都想不起来。

有人称这场战役为一次“战略上的胜利”——我去过战场,我要说的是,我们被打得很惨。

六个星期之后(感觉像过了六十年),在大本营的舰队基地,我登上了罗杰。扬号,向船上的杰拉尔军士长报到。我的左耳已经穿了个洞,上面挂着个破碎的头颅,头颅底下是一根骨头。艾尔。吉金斯和我一块儿,也戴着个一模一样的耳环(小猫没能及时弹射出来)。活下来的不多几个野猫被分散到整个舰队。福吉谷和伊珀尔号相撞时,我们损失了大约一半兄弟;地面上的惨烈混战又使伤亡数字上升了80%。大人物们认为我们这个战斗单位已经无法仅凭生还者重建了,于是暂时取消它的番号,把记录收在档案馆里,直到伤痕痊愈时再重建K连(野猫),补充新面孔,保持老传统。

再说,其他单位也出现了许多空缺,急需填补。

杰拉尔军士长热忱地欢迎了我们,跟我们说我们加入了一支聪明的队伍,“全舰队最棒的”,飞船也是最好的。他好像没注意到我们的骷髅耳环。那天晚些时候,他带我们去见中尉。中尉温和地微笑着,像个父亲似的和我们聊了一会儿。我发现艾尔。吉金斯没戴骷髅耳环。我也没戴。我注意到拉萨克的硬汉子当中没人戴这玩意儿。

他们不戴骷髅耳环的原因是:拉萨克的硬汉子们完全不在乎你参加过多少次空降作战,你参加过哪一次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么是条硬汉子,要么不是一如果你不是,管你是个什么人,他们才懒得理你呢。我们是以参加过战斗的老兵而不是新兵的身份加入他们的,所以他们热情地接纳了我们,只是有点过分客气,像接待客人,还没把我们当成一家人。

但是,不到一个星期,我们就和他们一起参加了空降作战。之后便成了完完全全的拉萨克的硬汉子,成了这个家庭的一员,用昵称互相称呼,偶尔会挨一顿教训,但双方都不会感到受了冒犯,觉得对方没把自己当亲兄弟。我们能提出建议,听取别人的建议,在各种讨论上自由发表自己愚蠢的意见,也能无拘无束地评论别人的意见。没有任务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直呼士官的名字。当然,杰拉尔军士长总有任务,除非在厕所里碰到他,这时候你就可以称他“果冻”,而他则会一脸高阶军衔在硬汉子当中没什么特别之处的样子。

但是,中尉总是被称为“中尉”——从来不会被称为“拉萨克先生”,大家甚至不叫他“拉萨克中尉”。只是“中尉”,无论当面还是跟第三者谈起。这儿没有上帝,但中尉和杰拉尔军士长却是他的使徒。果冻说“不”的时候,至少对下级军士来说可能还有商量的余地;但如果他说“中尉不希望这样”,那就是权威,这件事永远不会再提。没有人会去查个明白,看中尉到底是希望这样还是不希望。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中尉是我们的父亲,他爱我们,宠我们,但在船上时他总是离我们很远,在地面也一样,除非我们通过空降到达地面。空降时——你不会认为军官有能力照顾到分散在上百平方英里土地上全排的每一个人吧。但他就是有这个能力。他为每个人操心,把自己累得要死。我说不出他怎么追踪我们中的每个人,但是一片混乱之中,指挥线路中总能听到他音乐般的声音:“约翰逊!注意六班!史密斯有麻烦。”中尉能比史密斯的班长更早发现问题。要是你肯拿这个跟我打赌,我准能赢你。

除此之外,你可以一百个放心,只要你还活着,中尉绝对不会抛下你登上回收船。与虫族的战斗中有人被俘,但却没有一个拉萨克的硬汉子。

果冻则是我们的母亲。他和我们很接近,照顾我们,却从来不宠我们。但是他从来不把我们的错误向中尉报告。硬汉子中从来没人上过军事法庭,也没人受过鞭刑。果冻甚至很少派发额外勤务,他用其他方法教训我们。他可以在例行检查中从头到脚将你打量一番,简单地说一句:“在海军里,你这副模样可能还不错。

你想调走吗?“——这种话很管用。我们全都坚信不疑,海军官兵穿着制服睡觉,从来不洗脖子以下的身体。这已经成了个忠不忠心,有没有信仰的问题。

果冻不需要维持士兵们的纪律,他只负责士官们的纪律,并要求士官们也能像他那样做。我刚刚加入他们时,我的班长是“红色”格利尼。两次空降战斗之后,我开始觉得自己已经成了个了不得的硬汉子,变得有点狂妄自大起来——居然跟红色顶嘴。他没有报告果冻,只把我带进洗衣房,给了我几个中等程度的青疙瘩。后来我们成了挺要好的朋友。事实上,一段时间之后,他还推荐我晋升一等兵呢。

说实话,其实我们不知道海军是不是真的穿着制服睡觉。我们待在分配给我们的船舱里,海军们待在他们自己的地盘,一旦他们在没有任务的情况下闯进我们的地盘,我们准会让他们明白他们在这儿是不受欢迎的。说到底,各个团体都有自己的准则,这些准则团体成员有责任维护,不是吗?中尉住在男性军官区,那地方属海军管辖,我们从来没去过,除非是有任务,但这种任务的机会很少。大家争先恐后去那儿站岗,因为罗杰。扬是个男女混居的飞船,有女船长、女飞行人员和其他海军女军官。三十号隔断往前就是女性的天地,两个机动步兵日夜守卫在门口。(打起仗来,那个门会像其他气密门一样被锁住,不需要岗哨。没人因为站岗错过一次空降。)军官们有特权,可以进入三十号隔断以内地区执行公务。包括我们中尉在内的所有军官都在隔断里面不远的餐厅用餐。但是他们不会在里面逗留很久,吃完就走。或许其他轻型运兵飞船上不一样,但罗杰。扬就这个规矩。中尉和黛拉卓尔船长都希望有一条整洁的船,他们做到了。

不管怎么说,去那儿站岗都是个特权。站在那扇门旁等于休息,双足分开,叉手而立,打着瞌睡时间就过了,脑子里什么都不想……但总是温馨地想到你可能看到一位女性,尽管除公务对话之外你不得与她交谈。有一次,我被叫进船长的办公室,她还和我说了话呢——看着我的脸,她说:“请把这个交给总工程师。”

除了打扫以外,我在船上的日常工作还包括维护电子设备,当然这得处于第一分队队长——“教士”米格拉希奥的严密监督之下,就像过去,卡尔得时时盯着我。空降不会经常发生,所有的人每天必须工作。如果一个人其他什么天分都没有,他总还可以不停地刷舱壁。对于杰拉尔军士长来说,没有什么东西干净到让他满意的程度。我们遵守机动步兵的规矩:人人作战,人人工作。

我们的第一厨师是约翰逊,他是第二分队的中士,一个来自佐治亚的和善的大块头,同时又是个厨子。他跟大伙儿混得非常好,他自己喜欢在两餐之间吃点东西,而且明白大家都有这个需要。

有了教士领导第一分队、厨子领导第二分队,我们的身体和灵魂都被照顾得不错。但是假设他们中非得死一个,你挑哪一个?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们一点儿也不想弄个水落石出,但总在争个不停。

罗杰。扬号一直没闲着,我们空降了很多次。每次都不一样,必须这样,让虫族找不出你的规律。但是一直没有激烈战斗。我们单独行动,巡逻,骚扰,突袭。事实是,当时的地球联邦还没有能力组织大规模战役,愚蠢的虫穴行动使我们损失了太多飞船和更多的有经验的老兵。伤口愈合,训练新兵,这些都需要时间。

与此同时,体形小速度快的飞船却无处不在,包括罗杰。扬号和其他巡航运兵船。它们扰乱敌人的平衡,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我们遭受了伤亡,每次到“避难所”基地都要补充投射舱。每次空降前我仍然会发抖,但是真正的空降作战不是很多,每次下去的时间也不长。每次战斗之间则是日复一日与硬汉们在船上生活。

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当时我却没有意识到。我像其他人一样,只知道吹牛聊天,尽情享受这个过程。

我们一直没有真正伤心过,直到中尉牺牲那一天。

我猜那是我一生中感觉最糟的一段日子。当时我本来已经够情绪低落的了:我得到了消息,虫族摧毁布宜诺斯艾利斯时,我母亲刚好在那儿。

我是在一次飞船返回“避难所”基地补充投射舱时知道这个消息的。在那儿我收到了一封信,发自我的阿姨艾琳诺拉。信封上没有写明我们部队的编码,因此它过了很长时间才到我手上。她可能是忘了加上编码了。信只有短短三行,而且不知什么原因,她似乎将母亲的死怪在了我的头上。至于是因为我身处军队而没能保护她,还是因为她觉得我要是一直待在我应该待的地方,我母亲就不会去布宜诺斯艾利斯旅游,信中没有明确写明。她设法在一句话中同时表达了这两层意思。

我把信撕碎,想从这件事中恢复过来。我认为我的父母都已经死了,因为父亲不会让母亲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艾琳诺拉阿姨并没有这么说,无论出了什么事她都不会提到我父亲,她所有的爱都给了她姐姐。我的感觉几乎是对的。后来我终于知道,父亲原本计划和她一块儿去,但是突然有点事,他留下来处理,准备第二天去和她相聚。这些情况,艾琳诺拉阿姨没有告诉我。

几个小时之后,中尉把我叫去,温和地问我是否想留在基地,休几天假——飞船马上就要出发进行新一次巡逻。他说我已经积攒了足够的假期,可以用掉一点。我不知道他怎么知道我失去了一位亲人,但是很明显他就是知道了。我说不需要,谢谢长官。我希望等一段时间,和大伙儿一起休假。

我很高兴我这么说了,否则的话,中尉牺牲时,我就不会在他身旁……那将是无法忍受的。事情发生得很快,就发生在回收之前。三班的一个人受伤了,不是很重,但他倒下了。副队长已经出发去救他,随后他自己也负伤了。和往常一样,中尉同时观察着全体人员的情况。他肯定遥控检查了那两个人的伤势,但是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了。他所做的就是确认副队长还活着,随后自己一个人救起了他们两个,一只胳膊底下夹着一个。

在最后二十英尺,他把他们扔了过来,两人被转送到了回收船上——每个人都上船了,所以没有人阻断敌人的火力。他被击中了,当场阵亡。

我故意没有提那个士兵和副队长的名字。中尉会用他的最后一口气救我们中的任何人。或许我就是那个士兵。他究竟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这个家庭的头被砍掉了。我们的名字来源于他,他是我们的父亲,他造就了我们。

中尉离开我们之后,黛拉卓尔船长邀请杰拉尔军士长去前舱,和其他部门的头头一起用餐。但是他婉言谢绝了。你见没见过严厉的寡妇将自己的家庭团结在一起,仿佛家里的主心骨只是出了远门,过不了多久他就会回来的?那就是果冻的做法。他对我们的要求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严格,如果他不得不说“中尉不希望这样”,谁都承受不了。果冻很少会这么说。

他几乎没对我们的战斗编组作任何调整,也没有调换大家的位置,而是把第二分队的副队长移到了副排长(代理)的位置上,让分队长们仍旧留在最需要他们的地方——他们各自所属的分队。

他还把我从一等兵和副班长提拔为代理班长和装装门面的副队长。

他自己的表现就像中尉临时不在眼前,他还是像往常一样从中尉那儿领受命令并传达给我们。

这把戏救了我们。

作者简介

罗伯特·海因莱因被誉为“美国现代科幻小说之父”,是美国科幻三巨头之一。其代表作《星船伞兵》获得了1960年的“雨果奖”。曾执导《机器战警》、《魔鬼总动员》、《本能》、《透明人》等高票房影片的国际级导演保罗·范赫文于1997年将其搬上银幕,创下了一亿两千万的票房佳绩。小说中,一个富家子弟经过严格的训练成长为强悍英勇的星船伞兵,并参加到了地球舰队与邪恶外星虫族的惨烈星战之中。这既是一篇火爆的情节小说,也是一部耐人寻味的思想小说。无论以何种心情来阅读,《星船伞兵》都是同类图书中出类拔萃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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